70年代的女性穿着蓝、灰、军绿色或者小碎花的上衣，穿着蓝、灰、军绿色或者黑色的裁剪肥大的裤子。夏天也有人穿裙子，只有学龄女孩穿花裙子，成年妇女的裙子则是蓝、灰、黑色的，裙子上小心翼翼地打了褶，最时髦的追求美的姑娘会穿白裙子，质地是白“的确良”的，因为布料的原因，有时隐约可见裙子里侧的内裤颜色。这种白裙引来老年妇女和男性的侧目而视，在我们那条街上，穿白裙的姑娘往往被视为“不学好”的浪女。
女孩子过了十八岁大多到乡下插队锻炼去了，街上来回走动的大多是已婚的中年妇女，她们拎着篮子去菜场排队买豆腐或青菜。
有些女孩插队下乡后与农村的小伙子结为伴侣，类似的婚事在当时常常登载在报纸上，作为一种革命风气的提倡。那样的城市女孩子被人视为新时代女性的楷模。她们的照片几乎如出一辙：站在农村的稻田里，短发、戴草帽、赤脚，手握一把稻穗，草帽上隐约可见“广阔天地，大有作为”的一圈红字。
浪漫的恋爱和隐秘的偷情在那个年代也是有的，女孩子有时坐在男友的自行车后座上，羞羞答答穿过街坊邻居的视线。
我在小学毕业的那一年，应该是1973年，县里的图书馆重新对外开放。我父亲为我和哥哥弄了一张借书证，从那时起我开始喜欢阅读小说了，尤其是长篇小说。我把那个时代所有的作品几乎都读了一遍，浩然的《艳阳天》、《金光大道》，还有《牛田洋》、《虹南作战史》、《新桥》、《矿山风云》、《飞雪迎春》、《闪闪的红星》……当时我最喜欢的书是《闪闪的红星》，然后是《矿山风云》。
在阅读这些枯燥乏味的书籍的同时，我迷恋上了街道上的大字报。那时候我已经在念中学了，每天放学回家的路上，我都要在那些大字报前消磨一个来小时。到了70年代中期，所有的大字报说穿了都是人身攻击，我看着这些我都认识都知道的人，怎样用恶毒的语言互相谩骂，互相造谣中伤对方。有追根寻源挖祖坟的，也有编造色情故事，同时还会配上漫画，漫画的内容就更加广泛了，什么都有，甚至连交媾的动作都会画出来。
在大字报的时代，人的想像力被最大限度地发掘了出来，文学的一切手段都得到了发挥，什么虚构、夸张、比喻。讽刺……应有尽有。这是我最早接触到的文学，在大街上，在越贴越厚的大字报前，我开始喜欢文学了。
看到24年前的一则电影广告，我突然记起了《火红的年代》中于洋那张令人痛苦的脸和声嘶力竭的声音。我还记得有趣的钱广的三鞭子和他的马，而《艳阳天》里有什么先进事迹和什么阶级敌人，则忘得一干二净。我至今还会唱“扬鞭那个一甩啪啪地响”。
很久以前，银幕上比较冷清。我看了很多的“新闻简报”，看了很多的尊敬的西哈努克亲王和莫尼克公主。有一天，斗胆混进千头攒动的上海纺织工学院的礼堂，看了一场屏幕复制片《智取威虎山》。银幕上有着网纹，据说是从电视上拍下来的，其工艺颇似今日盗版的枪片。比较起来，我还是喜欢阿尔巴尼亚的影片。“兴高采烈的小松树啊，大雪染白了你的睫毛”。读起来有一点现代派的感觉。
我要是说，那些电影是自从电影诞生以来最拙劣的影片，大概是不会错的。问题在于它也曾尽领风骚，票房超过今天的任何大片。在当时，没有看过这些影片的城市人，几乎是没有的。它已经不再是影片，而是某某路线的伟大胜利和一堂最生动的阶级教育课。很好的演员、很聪明的编剧或很有才能的导演们制作了这些电影，虽然那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好的东西，他们却竭力要将它做得好一点。比如我听到过一则轶事，拍《白毛女》时，拍到“太阳出来了”一场戏，美工无论如何努力，都没法将那个最要紧的太阳做好，如果红了它就不亮，如果亮了就不红。而当时的人们知道，红太阳一定是又红又亮的。据说为此还请来了著名的工人出身的电光源专家。专家说，自然中的光谱就是这样。不知最后是怎么解决的。
我读中学的时候，情歌一概被称之为黄歌，那个时代的年轻人，刚开始不但不会哼唱情歌，就是会唱的老一辈，也鸦雀无声噤若寒蝉。唱情歌等于唱黄歌，等于是流氓，这种最简单的推理，让所有的人都觉得想到爱就是罪过。
记得那时候公演的外国电影，只有苏联的《列宁在十月》和《列宁在一九一八》，以及阿尔巴尼亚的几部电影。有一部阿尔巴尼亚的儿童片叫《勇敢的米哈依》，其中有个镜头是一群小孩去河里游泳，一个少女只穿着胸罩和三角裤，这个一闪而过的镜头在当时很激动人心。黑暗中不知谁喊了一声，于是一片叽叽喳喳。《列宁在一九一八》中有一小段《天鹅湖》舞，有些人买了票，反复看，只要那半分钟的《天鹅湖》一结束，就立刻堂而皇之地退场。在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后期，唱黄歌已经成为坏孩子的专利，所谓黄歌，也就是50年代青年人传唱的一些情歌，譬如那首著名的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。
在我们高中毕业的那一年，我们在乡下劳动，几乎所有的男孩子都在有声无声地哼唱这首曲子。我们有个同学会吹口琴，老师不在的时候，便反复地吹奏。
街上水果店的柜台是比较特别的，它们做成一个斜面，用木条隔成几个大小相同的框于，一些瘦小的桃子，一些青绿色的酸苹果躺在里面，就像躺在荒凉的山坡上。
糖果店的冷饮柜已经使用多年，每到夏季它就发出隆隆的欢叫声。一块黑板放在冷饮柜上，上面写着冷饮品种：赤豆棒冰，四分；奶油棒冰，五分；冰砖，一角；汽水（不连瓶），八分。女店员在夏季一次次怒气冲冲地打开冷饮机的盖子，掀掉一块棉垫子，孩子就伸出脑袋去看棉垫子下面排放得整整齐齐的冷饮。他会看见赤豆棒冰已经寥寥无几，奶油棒冰和冰砖却剩下很多，它们令人艳羡地躲避着炎热，呆在冰冷的雾气里。孩子小心地揭开棒冰纸的一角，看棒冰的赤豆是否很多，挨了女店员一通训斥，她说，看什么看？都是机器做出来的，谁还存心欺负你？一天到晚就知道吃棒冰，吃棒冰，吃得肚子都结冰！
（摘自《日常中国——70年代老百姓的日常生活》，江苏美术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，吴亮、高云主编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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